要说新中国里中共领导层里哪位是经济方面的头号高手，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，那就是陈云同志。

1949年，全国迎来解放，我们党在战场上赢得了辉煌胜利。但胜利的背后，我们党在经济领域又碰到了大难题。经济这事儿，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万一搞砸了，后果可真是不敢想。

那时候，上海的经济真是差到不行，东西价格疯涨，钱越来越不值钱，老百姓心里头对共产党能不能搞定这事儿都挺打鼓的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陈云亲自跑到上海来，挑起大梁，主导了这场稳定物价的大战。在这场不见血却激烈的较量里，陈云的经济手腕儿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陈云在上海主导的经济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毛主席对此赞不绝口，说它的重要性堪比淮海战役。上海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荣毅仁也感到非常惊讶，他感叹道：“中共竟然没靠政治手段，光靠经济手段就把物价给稳住了。”

上海经济站稳脚跟后，陈云马上动手调整工商业，把财经工作也统一了起来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国家经济很快就重新活跃起来，发展得挺快。

在新中国刚开始搞“一五计划”那会儿，国家想要使劲儿发展经济，可碰上个老大难问题：粮食不够吃。

为了搞定这个棘手问题，陈云左思右想，好好琢磨了一番，最后拿出了一个叫“统购统销”的办法。说白了，“统购统销”就是在乡下收购粮食，然后到城里按计划卖给大家。

“全面收购和统一销售”这法子确实能帮咱们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，但它挺激进的，带来的风险也不小。跟中央汇报的时候，他实话实说，把这方案可能出的问题都摊开来讲了。

还好，“统购统销”这个政策经过中央点头后开始实施了，基本上让大家都能够吃饱饭。同时呢，也给“一五”计划的推进打了个好基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陈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，就想找个办法让大家既能吃饱饭，又不耽误搞建设。

1957年那会儿，“一五计划”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还超出了预期，国家经济嗖嗖往上涨。老百姓看到这种势头，对经济建设那是越来越上心，热情高涨得很。

周总理、陈云、李先念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站出来反对经济建设里过于急躁的“冒进”做法。但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后，开始直接点名批评“反冒进”，这事儿还慢慢升级成了政治上的指责。

后来，周总理、陈云、李先念等人一个个站出来，对“反冒进”的事儿做了自我反省。到了1958年2月18日，中央政治局开了个大会，陈云也在会上说了说自己的想法，算是做了个检讨。那时候，陈云其实已经不怎么参与中心工作了。但毛主席还是很看重他在经济方面给出的看法。

比如说，1959年的时候，原本打算要产的钢是2700万吨，但有了陈云的提议，这个数字就被调低到了1800万吨。不过，陈云心里还是觉得这1800万吨的目标有点高，他建议先别急着把具体数字往外说。遗憾的是，负责这事儿的工作人员没赶紧把陈云的意见跟毛主席说一声。结果，那1800万吨的目标还是被大家知道了。

到了1959年，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。毛主席两次对陈云在经济领域的本事表示了认可，还直接说了：“得让陈云同志来领头管财经工作，他当总指挥挺合适。”

1959年庐山会议过后，因为自然灾害加上政治上的波折，全国范围内闹起了大饥荒。中央很快就动手对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了新的安排。

1961年，陈云想亲自摸清老家的实际情况，就去了青浦的乡下做调研。他前后组织了十次聊天会，直接跟农民们聊心声。光说养猪这事儿，陈云都单独开了两场会，仔细琢磨着集体养猪和个人养猪哪个更好。

陈云不光开了好几场座谈会，他还亲自跑了好多次养猪场去看看实际情况，找出了不少问题。碰到老百姓有意见、批评他，陈云一点儿也不摆架子，直接在基层干部和大家面前，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。

1961年8月份，陈云回到北京，他给中央交上了三份调研材料和一封信。这些东西对中央制定还有改动农村政策来说，特别关键，都是重要的参考材料。

1962年1月份，因为情况挺紧张，中央搞了个大型会议，叫“七千人大会”。在7位中央政治局的大领导里面，就陈云一个人没在会上说话。就连毛主席亲自请他讲两句，他也客气地回绝了。

不过这时候，毛主席的一番话已经给人感觉陈云又要被委以重任了。在大会上，毛主席直接说道：

经济建设这块儿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搞明白。像工业啊、商业啊，我都不太在行。有人比我懂行，比如少奇同志、恩来同志、小平同志，他们都比我了解得多。特别是陈云同志，他懂的真不少。

2月8号，那个有七千人参加的大会结束了。紧接着第二天，陈云就站出来聊起了经济工作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感觉到党内政治氛围已经有了挺大的不同。

3月份，陈云因为心脏病又犯了，只好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养病。在养病的那段时间，他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咋样了。

那时候，农业问题最为棘手，让人头疼不已。为了找到解决办法，他多次翻阅各种资料。后来，他留意到安徽那边正在尝试责任制的做法，觉得这事儿挺重要。他觉得，如果把田地分包到户，农民们就能更快地恢复生产了。

说实在的，陈云对包产到户的想法并不是最近才有的。早在他在老家做调研那会儿，他就已经倾向于支持包产到户这个做法了。

1962年6月份，陈云在做了好一阵子深入研究后回到了北京。他找刘少奇、周总理还有邓小平聊了聊自己的想法。他们都很支持陈云，于是陈云就打算跟毛主席说说这事儿。

7月6号那天，毛主席接到了陈云的信。到了下午4点钟，毛主席就叫陈云过来聊聊。陈云壮着胆子，跟毛主席说了说分田地到各家各户的想法。毛主席听完，没立马给答复。

然而，到了第二天，毛主席对分田到户的做法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。他用“中国版的修正主义”来形容分田单干，还明确表示这关乎“选择哪条发展道路”的大问题。

这事儿没多久就传到了陈云那儿，他听了以后好长时间都没吭声，一直就这么憋着。过了几天，陈云就到了北戴河去休养，同时打算参加在那儿马上就要开的中央工作会议。

但是，陈云最终决定不去参加，原因是在北戴河养身体那会儿，他手头收到了两份资料，讲的都是怎么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事。陈云心里明白，这背后可能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要来了。

后来，陈云在7月28号这天跟中央打了报告，说要请假养身体，就不参加北戴河那个会议以及接下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了。

就像陈云心里想的那样，北戴河开会时，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的做法狠狠批评了一番。

会议结束后，陈云其实就不再是领导核心的一员了，也不再管经济方面的事情了。在那之后的十年，陈云主要是养身体，没有参加任何决策活动。

1972年的时候，毛主席点头答应后，陈云又一次出来工作，帮忙周总理一起管对外经济贸易。陈云和周总理一起使劲儿，从1973年到1975年这几年，中国的对外经济有了新气象，迎来了第二波引进大项目的好时候。

陈云那时候干的活儿，说白了就是为后来搞改革开放的大事儿铺了路，帮了大忙。后来邓小平也提起来，心里挺感慨的。

聊到开放这事儿，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间，我们就已经尝试过一阵子了。

1978年，陈云又回到了咱们国家的高层领导队伍里，并且挑起了负责财经工作的大梁。可就在他打算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，身体却出了状况，没办法，陈云只能先把工作放一放。

到了1979年，国家的钱袋子亏空得厉害，一下子亏了170亿元，这可是建国后亏得最多的一次。这事儿让陈云特别上心，他再三提醒大家，得小心“出大乱子”。

1980年快结束时，邓小平提出建议，中央就搞了个工作会议。在那个会上，陈云把之前的经济工作好好梳理了一遍，让大家对怎么发展经济有了比较一致的想法。

后来，经过三年的经济整顿，咱们国家的经济总算是摆脱了困境，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。这一步，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变革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